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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C彩票官网网址2021-03-22 17:48

浙江教育两会观察：如何为职业教育发展“谋出路”？******

　　中新网杭州1月14日电题：浙江教育两会观察：如何为职业教育发展“谋出路”？

　　记者谢盼盼

　　职业教育，一直以来都存有误解：社会认可度低，上升通道受阻……在此间举行的浙江省两会上，多位浙江省政协委员为职业教育发展“支招”。

　　近年来，中央、省里和各市相继召开职业教育大会，出台了一系列支持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政策，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迎来了“春天”。

　　然而，浙江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金华市委主委，金华市副市长庄凌飞从工作调研中发现，还有一些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亟待破解。

　　其一表现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生源抢夺激烈，更多生源流向普通高中；其二为职业教育统筹力度有待强化。中职教育与技工教育一体规划不够，市自为战、县自为战、校自为战的现象仍然存在，职教布局、专业设置顶层设计有待加强，专业重复建设造成较大浪费；其三为职业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水平有待提升，专业与产业匹配度、实训实操能力还有待加强；其四为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途径有待进一步拓展。

　　他担心，受普职比控制放开、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不高等因素影响，职业教育的生源正在逐渐萎缩，技工院校赴外地招生的成效也不明显，今后一个时期很有可能造成中职学校和技工院校“无生可招”的局面。

　　民进浙江省委会常委、湖州市委会主委李红同样关注职业教育及人才培养。

　　李红认为，许多中高职院校的高学历教师，从校门走进校门，缺乏必要的操作技能和实践经验。同时技工院校师生比偏低，以2022年浙江省人社厅评出的10所省一流技师学院为例，平均师生比在1:18.7，与普通教育相差甚远。

　　今年，浙江对职业人才的培育可谓下了“大力气”。

　　据政府工作报告，2023年浙江将开展职业教育培训150万人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10万人次以上，新增技能人才40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20万人；建成零工市场200个。

　　在此前提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如何“谋出路”？庄凌飞提议，要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地位，加快凝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社会共识；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升产教融合水平；打造“浙江工匠”品牌，高规格举办浙江省技能大赛，加大优秀技能人才激励力度，营造尊重技能人才、重视技能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此外，他还认为，要加强顶层设计，切实做好规划、政策、专业等统筹文章，形成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合力；聚力提升实操实训水平，提高职业教育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要鼓励优秀的教师和学生到企业中去深造学习，在一线岗位提升技能水平。

　　李红建议，在满足当前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未来工厂”所需要的产业工人，在规划未来产业时，同步规划“未来工人”培养计划，提前开展人才储备。与此同时，围绕专业发展要求，创新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可以对接世界技能大赛标准，完善评价策略和评价体系，培养对接世界前沿高技能人才。

　　诚然，国家的发展既需要顶尖科技人才，也离不开一代代工匠的辛勤付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更需要一流的制造水平予以实现。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无疑是浙江打造创新高地的关键一环，也是推进扩中提低，夯实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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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马丁·雅克：如果只能照搬西方模式，谈何理解中国？******

　　马丁·雅克是英国著名学者、作家。他是剑桥大学博士，并曾长期担任该校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是西方世界解读中国最著名的声音之一，他于2009年首次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畅销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日对话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表示，要理解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必须理解中国文明的特性，要明白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他指出，西方许多人试图强行让中国接受西方人权等价值观的心态使得西方几乎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他同时建议西方国家如果真的想理解中国抗疫为何取得成功，就应该先去了解孔子的儒家思想。

　　以下为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在您看来，中国成功的根源是在于其选择的制度路径还是其独有的政治领导力？

　　马丁·雅克：我们必须在更广的维度上进行探讨，而非仅仅是(西方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领导力或政治体制的讨论。按照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的观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展现出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强大的延续性。如果回顾中国从秦朝以来的治理模式，能够看到这中间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但一些重要的特征始终是十分相似的。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领导中国的政治力量，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中国仍然从传统社会治理中传承了许多重要的因素。

　　优秀的政治领导力无疑是一个国家所必须的。我认为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习近平的中国领导人都有着极为突出的政治领导力。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已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中国在国际上扮演更加严肃、更加活跃、更加积极的角色成为可能。

　　中国的体制极其成功地打造了一支富有才干的领导团队和一群治理人才。从历史的尺度来看，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政府出色地完成了其使命。我还想补充的一点是，政党的自我革新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西方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颇有微词，然而让我们直面现实吧——在过去40多年里，中国领导层的表现远远好于同时期的美国领导层。

资料图：上海外滩，游客欣赏“永远跟党走”光影秀。殷立勤摄

　　彭大伟：当美军仓惶撤离时，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军在阿富汗的使命从来不是“国家构建”(nation building)。中国是否正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了国家构建，才避免了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厄运？

　　马丁·雅克：当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无疑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很可能是中国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时代当中最好的一个。这是站在中国漫长历史的肩膀上实现的。正是由于从中国历史中获得的智慧，中国共产党能够纠正其早期犯下的错误，探索出一条成功的治理之道。

　　中国文明自身的特性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不仅仅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它是一个文明型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法真正理解任何有关中国的问题。

　　彭大伟：您曾提到西方理解中国抗疫模式需要先了解孔子的学说，您还提到西方对此缺乏应有的认知。能否详细阐述这一问题？

　　马丁·雅克：西方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并未真正理解中国，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西方人在成长阶段接受的教育是“西方做事情的方式是全世界其它地方学习的模范”，西方的范式比全球其它任何地方的都要优越——西方的运作方式、制度、规范……都成为了用来衡量其它国际的准绳。

　　例如，在“人权”这样的争议话题上，西方从未真正尝试着去理解中国是如何实践其人权理念的。这是由于双方截然不同的历史传统，可追溯到孔子的时代。在孔子的学说中，个体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们重视的是集体，集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也可以是范围更大的集体，一直到整个中国。只有当置身于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当中时，个体才具有意义。

资料图：南京小学生行古礼点朱砂“开笔破蒙”，孩子们在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内的孔子像前留影。泱波摄

　　在我看来，围绕人权问题的大部分争吵都是基于西方希望想将其思维模式输送给中国，而后者并未接受。这么做意味着这些人并不真正需要理解中国，因为最终他们还是会相信自己是对的、中国是错的。如果动辄就向中国喊话“你们只需要照我们的方式来”，那还谈何理解中国呢？

　　在诚实和谦虚这两方面，西方在疫情期间的表现无疑都是不及格的。(对中国抗疫方式的指责和后来围绕病毒溯源的纷争)真的都只是一种可耻的、用于分化和转移注意力的借口。

　　中国是如何取得抗疫成功的？第一，中国政府有非常好、非常清晰的抗疫策略。第二点，也是西方从未探讨过的一点，就是人的因素非常重要。中国人拥有很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度，这种传统深深地植入到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当中。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如此差劲——美国没有中国重视集体的观念。

　　彭大伟：白宫和美国共和党政客热衷于在新冠溯源等议题上攻击中国，这完全无关严肃的科学研究，而是一种将病毒作为武器的诡辩术？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转移视线的企图，由于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得糟糕透顶，而中国表现得非常突出，政客们不得不出手掩盖这一事实，而这种做法已经给西方带来了国际关系层面上的危机。美国和整个西方抗疫是如此乏善可陈，以至于他们只能一再转向病毒起源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和媒体在这当中的角色是可悲的——并非每一家都是这样，但有太多政府和太多的媒体都热衷于甩锅了。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复兴的百年历程？

　　马丁·雅克：这一切成就是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每个中国人都为中国今天的成就作出了一份贡献。当然，要想实现这一切，就必须得有卓越的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支领导力量。从1949年到1978年再到如今，中国发生的变化是常人无法想象的，非常伟大。中国共产党在我看来是现代人类世界最成功的政治组织，而且遥遥领先其它政党。西方时常会拿苏共进行比较，但中国共产党和苏共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新、自我重塑方面做得非常好，事实上他们不仅重塑了党，也重塑了中国。执政地位不是理所当然的，政党必须与时俱进，总是着眼未来。中国文化很善于着眼未来。中国共产党传承了中国文化的这一思维特质。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总能带领自身和国家走出低谷。

　　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政策上引入了市场的作用。很多人事后说这是“西化”，但恰恰相反，中国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独特体制，破除了改革开放前束缚发展的要素，将自身发展融入了全球市场。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是一种极为自信的思路，因为一旦选择对外开放，中国就得和资本主义世界竞争，面对的竞争对手来自(当时)富裕得多、受教育程度高得多的西方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决断，西方当时没有多少人相信中国能够取得成功，但是中国仍然以强大的自信选择了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