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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即交证”应成为商品房交易标准模式******

　　“交房即交证”是民生实事也是民心所望。相关部门有必要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交房即交证”找准政策和法律依据，拿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作出统一的部署和要求，明确相关的职责分工、流程和保障性措施，让“交房即交证”成为不动产登记“规定动作”，成为商品房交易标准模式。

　　-李英锋

　　从1月1日起，河南省所有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全面实施“交房即交证”，以切实解决群众关切的不动产权证“办证难”问题，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据1月1日《河南日报》)

　　一张不动产登记证，关联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联着房地产企业的服务质量，关联着多个政府部门的协同监管效能。河南省针对全省城镇规划范围内新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预售商品房项目全面实施“交房即交证”，是对“放管服”改革的深入落实和优化政务服务环境的生动实践，既给大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也能促进房地产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

　　普通商品交易通常奉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原则，买受人支付了约定价款，出卖人把交易标的物转移给买受人，买受人即拥有了交易标的物的所有权。而房地产、车辆等特殊商品须执行登记转移的法定规则，买受人取得相关部门的产权登记证后才能获得特殊商品的所有权，如果买受人未取得产权登记证，哪怕是已经支付了足额价款并占有了特殊商品，也依然没有获得特殊商品的所有权。买受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可以占有、使用特殊商品，甚至可以获得一些收益(比如出租房屋等)，但买受人或其利益关联人在落户、子女上学、二次交易、贷款抵押、继承等环节也可能受到诸多困扰，遭遇种种障碍。

　　揆诸现实，交房交证不同步的现象在不少地方存在，不少购房者面临着或曾遭遇过“办证慢，办证难”的困境，短则两三年、长则十余年的办证时间消磨掉了购房者的耐心，也让购房者的权益打了折扣。

　　显然，交房交证不同步已成为购房的堵点、痛点，也成了规范优化新建商品房交易模式和不动产登记改革的关键点。河南省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由多部门出台“交房即交证”实施意见，提出了“商品房购房合同中增加相关条款约束”的工作措施，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约束，为“交房即交证”提供了依据，并明确了各阶段、各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畅通了信息共享渠道，对不动产登记的系统、流程进行了再造，对不动产登记服务进行了优化，为“交房即交证”的全面落地捋顺了关系、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制保障。

　　“交房即交证”模式本质上是以大众需求为导向，对不动产登记责任的再梳理、再认领、再定位、再强化。规划、住建等部门搭建起一个分工明确、协同发力的登记服务机制，在机制内部，让信息多跑路、让责任多跑路，机制提升了效率、压缩了时限、承担了更大的压力、付出了更多努力，消化了更多问题，大众办证自然就更快、更容易，也就自然少跑路、少等待。

　　“交房即交证”模式能够实现监管前移，倒逼房地产企业依法开发、诚信经营，也给购房者吃下了定心丸，有助于提升购房者的信心。在当前“保交楼”的大背景下，“交房即交证”模式对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乃至回暖具有促进意义。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交房即交证”是民生实事也是民心所望。近年来，已有多地陆续推行“交房即交证”模式，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铺开“交房即交证”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相关部门有必要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交房即交证”找准政策和法律依据，拿出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作出统一的部署和要求，明确相关的职责分工、流程和保障性措施，让“交房即交证”成为不动产登记“规定动作”，成为新建商品房交易标准模式。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